两幅光景

1997xg

1840年之后的中国沿海。商船来了，紧跟着商船尾波的，是另一批人——传教士。西洋的十字架，比洋货跑得还远、钻得还深。那些带着尖顶或圆拱的教堂，开始在一片粉墙黛瓦中间树立起来。

如果你穿越到那个时代，你会发现，信教的人，在城里和乡下，完全是两幅光景。

在乡下，早期入教的，多半是些“边缘人”。在宗族势力一手遮天的乡村，拜祖宗、守礼法是铁律。你去信洋教？那简直是大逆不道，等于公开背叛了整个乡土秩序。所以你看传统士人如郑观应，批判教民时直言不讳。在他眼里，这些人不是为利所诱，就是奸猾之徒借教势欺人，总之没一个好东西（见《盛世危言·传教》，“吃教者恃为护符，助教者倚为利薮”）。

乡绅们对教民的态度很鲜明——你信了洋教，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人了。

可到了城里，画风就变了。在通商口岸或省城，信息灵通，人也见多识广。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甚至开始接触并接受西教。比如史式徽《江南传教史》里提到的那位安徽士人沈则宽，原任知县，七十四岁高龄了，皈依了天主教，还拉着全家二十多口人一起信。这事儿象征意义太大了：连士大夫精英的堡垒，都被撬开了一条缝。

城里人见多了，心态也平和些。像《津门杂记》的作者张焘的评价，他认为基督教劝人向善，跟儒家讲的忠孝慈爱也差不多，夸牧师们“彬彬儒雅”，传播科学，当时叫格致之学，有功。

为什么城乡差别这么大？说白了，传统这东西，在封闭的乡村是铜墙铁壁，在开放的城市却薄得像层窗户纸。城市被冲开了一道口子，新风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容易吹进来；而乡村，则本能地绷紧了每一根排斥的神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