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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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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
1997xg
时间:
2026-5-5 21:30
标题:
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
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那会儿,好像欧洲人忽然开窍了。不是说他们变聪明了,而是他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——用理性。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“理性时代”,或者你更常听说的“启蒙运动”。
那之前几百年欧洲人都不理性?嗯,信这个信那个,国王说啥就是啥,教会说啥就是啥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文艺复兴开了个头,人文主义打了个底,到了这个时候,人们真的开始用脑子思考了。不是随便想想,而是像做实验一样,把所有的观念——宗教的、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——都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称一称。
法国人笛卡尔在1637年就说了句很关键的话:只有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,才是真实的。这话听着简单,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。那时候的人习惯了“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”,突然有人告诉你“你得自己用脑子想”,有点吓人。
德国哲学家康德用一句拉丁语口号总结了这个时代的精神:“Sapere aude!”翻译成大白话类似于“鼓起勇气,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!”(见《什么是启蒙?》)。康德的意思是,人不该再像个孩子一样等着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,你得自己思考,自己判断。
这还没完。英国人洛克在1689年写的东西更猛。他说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由的。这话什么意思?就是说人天生就是自由的,不是国王赐予你自由,而是你本来就该自由(见《政府论》)。七十年后,日内瓦的卢梭补了一刀:“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(见《社会契约论》)
这帮人——卢梭、洛克、康德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——第一步看到了枷锁,第二步就很顺理成章了,那就是把套在人身上的枷锁都砸碎。不只是政治枷锁,还有思想枷锁、宗教枷锁。
嗯,下一个问题就是,枷锁哪里来的?答案就不说了。于是,他们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疯狂的想法:统治者不是上帝选的,而是人民选的。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,不是谁赐予的。统治者要是干得不好,人民可以把他换掉。为了防止权力太大,他们还搞出了三权分立: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各管一摊,互相制衡。
用屁股都能想到,欧洲那些君主当然不乐意了,只说欧洲有点不公平,其实有人类社会的地方都如此。国王们心想: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统治的,凭啥现在要听这帮公知的?但历史上确实也有少数几个另类开明君主——比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、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、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——愿意听听这些新思想(见《启蒙时代的欧洲》)。
思想这东西,一旦放出来了,就收不回去了。咖啡馆里人们在讨论,沙龙里知识分子在辩论,书籍报纸在传播这些新观念。从英国到法国,从德国到整个欧洲,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响。
这个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在于,它不是简单地“反对宗教”,而是要用理性重新审视一切。就像牛顿用理性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,启蒙思想家们相信,用理性也能找到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。
现在回头看看,这些想法好像理所当然。但在当时,说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。康德那句“鼓起勇气”不是随便说说的——在那个年代,独立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
理性时代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哲学著作和政治理论,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:凡事多问个为什么,多用脑子想想,别轻易相信别人告诉你的。这种态度,到今天依然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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